科学史家在其研究和写作中，发现通常关于“科学”和“文化”的抽象概念是很有用的。在涉及对自然现象的研究时，“科学”指一些实践和看法：关于实验、观察和仪器，关于对假说、理论和其它知识性主张的系统阐述，以及关于涉及建制和学科的相互作用。在与男人和女人特定的交往范围或共同体的关联中，“文化”指有关人类的创造、行为与思想的一种共同氛围，包括哲学的、宗教的、艺术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技术的内容。在传统中，“科学的”这个形容词意味着对自然现象的关注，而“人文的”这个形容词则意味着对人类文化的关注，也就是说，对于人类以及人类所共同具有的作品、行动和信仰的关注。同样也是在传统中，按照前几十年曾处于支配地位的实证主义的信念，在科学与人文的领域之间，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被假定与价值无关的科学和带有价值的文化之间，存在有一种区分。
然而，与近来的科学编史学相一致，大多数研究科学史的学者们现在遵循的原则是，科学和文化存在于一种共生的关联中。更精确地讲，科学和文化特定的历史表现形式存在于一种相互作用的伙伴关系中。其中任何一者都依存于或决定于另外一者，任何一者都既不能单独成立也不能占据一种有特权的地位；事实上，“文化”与“科学”的划界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一种过去的学者们的创造，一种过去的解说的产物。就像文学和音乐一样，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的一部分。其实大多数科学史家现在都认为，对科学的发展的深入理解取决于对人文因素的包括。
在所有历史学家可以用来分析科学和文化相互交织的结构的工具中，最有用的工具之一就是科学传记。关于一位科学家的一部传记，提供了一种自然的媒介，来勾画他或她在科学思想与实践的形成中的作用，同时把握在一个时代的科学探索及其更广泛的文化关联方面人类的细微差别和偶然的事件。这就是说，敏锐地追溯科学家生平的微观历史叙述，提供了一种自然的手段来说明科学与人文的关联。
对于科学－文化共生的认识带来了科学传记的一个基本目标：通过实际的人所关注的问题和志向，来理解科学家，理解他或她的科学，理解他或她的文化。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对科学家的经历带来一种历史的见解，而不是要证明这种经历的合理性或对之进行颂扬。也就是说，写出一部圣徒传记，仅仅对科学家的生涯的合理性进行证明或赞颂，这是传记作者必须避免的陷阱。但这并不意味着传记作者应忽视或贬低科学家对科学的某一特定分支或某一特定方面的个人贡献。传记作者应抵御把超凡的品质赋予科学家，或者赋予“科学”或“文化”这样一种诱惑。
一方面，要避免写出一部充满崇拜的、圣徒传记式的英雄传奇，另一方面，还要对说所有的传记在方法论上都令人怀疑的批评作出回答。在本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20年中，许多主流的美国历史学家提出了这种批评。特别是，他们坚决放弃对于由经济阶层、性别、种族、建制的组合或文化的从属关系来规定的群体进行更广泛的社会分析的传统传记方法。例如，在美国，从事对“故去的男性白种人”（即典型地具有欧洲或北美背景并去世了的著名白种人）的传记研究，这成为“政治上的不正确”（即非常不合时宜而且被认为在社会问题上麻木不仁）。然而，更近一些时间以来，历史学家一直在寻求一种方法论的补偿。在对传记这种形式的捍卫中，安·K·沃伦在美国历史协会的《展望》1992年1月号中写道：
在某种程度上，传记文学的新的兴起，是对不久前的过去的一种校正。在不久前的过去，历史的时尚是嘲笑“伟人”理论，轻视历史中单个机构的作用和贬低叙事。而“新社会史”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视野（我认为我自己就是一个社会史家），扩展了对于仍然有吸引力的事件的看法（尤其是作为教学的工具），对于历史著作的撰写和反思，我既欢迎叙事的回归，也欢迎个人的回归。
海耳格·克拉夫在1987年一本关于“新的”科学编史学的书中，提供了与此相似的观点。“传记方法的一大优势”，克拉夫写道，“就是它允许一种对科学的整体看法。关于一个时期哲学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思潮怎样与科学相互作用，如果人们想要有一幅真实的图景，那么人们就可以有益地集中关注个人。”类似地，卡瑟里恩·卡森和西尔万·S·施韦伯在1994年对近来传记的一篇评论中写道：“在更加新近的编史学中，科学家经常起的作用与其说是典范或理想，倒不如说是事例或实例——一种有关在更广大的共同体或社会的框架中被构造的生活和经历的实例。由此，传记作者的希望是，不仅为更好地了解对象作出贡献，而且为更充分地理解对象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作出贡献。”更早些时候，托马斯·L·汉金斯曾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一部充分整体化的科学家传记，不仅包括科学家个人的情况，而且包括他的科学工作，以及他那个时代和智力和社会的与境（Context），这依然是理解许多困扰科学史撰写的问题的最佳方式。”
为了说明在一部“充分整体化的科学家传记”中缓解了许多“困扰科学史撰写的问题”的方式，我利用我近来完成的一部传记作为例子。去年12月，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著作《约瑟夫·亨利：一位美国科学家的兴起》，出版日期适逢这位科学家诞辰200周年纪念。这部传记至少在原则上提供了一种自然的手段，来转达亨利在科学思想和实践的形成发展中的作用，同时转达了19世纪中叶在科学探索中人性的细微差别和偶然性，及其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这就是说，这部关于亨利的传记提供了一种自然的手段来表达科学与人文的联系。
约瑟夫·亨利是什么人？
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约瑟夫·亨利（JosephHenry，1797－1878）作为杰出的物理学实践者和美国最有影响的科学建制结构的缔造者之一而引人注目。在通过于奥尔巴尼学院（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的一所私立学校）和新泽西学院（后更名为普林斯顿大学）所做的对电和磁的研究而获得国际声誉之后，他成为（在华盛顿的）新创立的史密森学会的第一任会长。在国家渴望科学的这个时期，他还成为新创立的美国科学促进会和国家科学院的领导人。
除了他对19世纪科学在内容和建制方面的贡献之外，亨利还在一种更个人化的层次上影响了科学的实践。通过他作为一位教师、指导者、同事和亲密朋友的倡导，他促成了在物理、生物和社会科学中范围广泛的男人和女人们的职业生涯。在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成了下一代美国科学的带头人。亨利的培养作用，以及他同样崇高的、众所周知的业迹和言论，促使形成了一种被同事和评论家们抬高到有些像神话一样的个人形象。事实上，在他的晚年和在他去世之后，亨利成为理想的科学家甚至“美国科学”本身的象征。因而，在一个关键性的发展时期，除了19世纪科学的理想、建制和科学家个体的发展成形之外，亨利还在美国帮助促成了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
令人惊讶的是，这位有影响的科学家一直没有成为一部现代评传的主人公。自从最早一部正式的传记在1950年出版之后，再没有出现一部既包括了亨利生涯的主要方面又体现了编史学对科学的新见解或新近可得到的档案材料的著作。近50年的学术成就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科学史这门学科，利用这一优势，这本新的传记不仅分析了亨利在19世纪科学的观念和建制形成中的作用，而且分析了他对个体的科学家和意识形态更加微妙的影响；与此同时，这本传记也揭示出他本人如何受到当时的实践、信念和人们彼此间交往的影响。换言之，一部敏锐地感受到近来的编史学传记，在地区、国家和国际的不同层次上，说明了亨利帮助形成一种相互缭绕的科学与人文思潮的复合体的方式，以及反过来他受这种复合体的影响的方式。为了要理解这种混合交融，就要进一步理解现代世界中科学探索的特征和美国文化中科学的地位。
尤其是，对亨利的生平和工作的研究，为说明在19世纪物理科学发展中的人文因素提供了一种直接的、可靠的手段。我全面考察了在科学的观念、建制、科学家个体和意识形态领域中人文因素的作用。当然，这些分类彼此重叠，彼此相关。但是，对于利用传记来阐明科学的人文关联的讨论，这些分类提供了启发性的帮助。依次利用这四种分类，我对不同类型的问题给出具体的例证，通过科学传记的渠道，它们得到了现成的答案。
要理解人文因素，就是要进一步理解现代世界中科学探索的特征，以及科学在更广泛的文化中的地位。要获得类似的理解，还有待于其他愿意利用传记来探索科学的本质以及科学与更广泛的文化之关系的科学史家。
（译者说明：Albert Moyer系美国弗吉尼亚工学院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感谢他授予本译者全权翻译发表他的这篇文章。限于篇幅，这里发表的是其部分节译，完整的译文将发表于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三思评论》。）
